影视天堂
潮下有声

江南区一栋即将重建的老公寓里，六户人家面对着不同的补偿方案。拆迁通知贴出的那个下午，住户们在楼道里开了第一次会，谁都不肯先说话。影片顺着接下来的九十天，拍出人情如何被数字一点点磨薄的过程。

一名地方检察官接手一桩看似普通的伤害案，卷宗里却少了三页笔录。他连夜翻查旧档案，发现自己五年前经手的一起案件与之存在关联。影片以一夜为轴，用反复闪回呈现他当年为何漏掉那条线索。

母亲从老家来首尔看儿子，带了一个装满腌菜的旧行李箱。她住了四天，第三天在儿子手机上看到一条消息，什么也没说。离开前她把箱子里的东西全部分装好，一一贴上标签，然后一个人坐上了长途车。

新婚夫妇搬进新公寓，隔壁始终没有声音。他们透过管理室的登记表得知，那户住着一位老人，已经三个月没有外出记录。当他们终于敲门时，门开了，屋里的一切都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像是很久以前就准备好了。

考试院的房间只有三平米，一张床占到三分之二，墙薄得能听见隔壁翻书、撕包装袋和半夜翻身。住在这里的房客有备考的、有打零工的，也有已经住了四年不愿搬的，公共厨房的调味料各自贴着名字。影片跟着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住了三个月：他白天送外卖，晚上复习到两点，房租占收入的三分之一，晚餐常是一份便利店饭团。退租那天他把房间打扫得很干净，连地板都擦了两遍。房东检查时把押金全额退了，还多给了一份搬家用的纸箱，他一直留到下一次搬家才用，那时他已经在另一间考试院住了八个月。

一名代驾每晚跑十单左右，客人多是应酬后回家的人，有人一上车就报错小区名字。影片记录了他二十个夜晚的工作：等待订单时把折叠车靠在便利店门口，导航常被客人的临时改道打断，遇到走不动路的就把人扶到电梯口，再折叠电动车回程。他住在城郊，单程回家要四十分钟。休假日他睡到下午，起来第一件事是给车充电。充电的两个小时里他洗碗、煮一锅饭，把第二天的衣服泡上。下午他会去附近的公园走一圈，那是他一天里唯一不接单的时间，也是他和邻居打招呼的时候，虽然多数时候只是点头。

一条街上开着四十多家补习班，招牌从三楼挂到八楼，晚上十点后最拥挤，家长的车在路边排成两列。影片跟着三个学生度过一个冬天：有人一天上三个班，书包里装着不同机构的资料袋；有人只报了一门，其余时间在自习室；有人在楼梯间哭着给家里打电话，说想换班。补习街在凌晨两点才彻底安静，保洁员开始清扫发到地上的传单。下雪的那几天传单湿了，扫起来贴在扫帚上，要用手一张张撕。天亮前第一班补习班开门，新的传单又摆在了门口，来的人比上一年少了一些，但街上的招牌一块也没撤。

一家零件厂在春季订单旺季招了一批临时工，三个月后再决定去留，合同上写的是派遣期限而非录用承诺。影片记录了这批人的三个月：加班到晚上九点、按件计酬、互相帮忙顶位、也争抢同一台好用的机台。名单公布那天，留下了七个人，其中两人是后来的。没有留下的人排队领工资，有人当场问什么时候再招，其中一位在门口抽完烟，直接去了隔壁的另一家厂。他在那家厂门口等了两个小时，第二天就上了工，工种和原来一样，只是工位换到了另一条生产线上，工牌也是新的，编号比原来的靠前。

一位中年女性在护理机构做上门照护，合同写着每天八小时，实际常常超出三小时，超出部分按小时结算，需要自己填单申请。影片记录她的工作与家庭：给服务对象翻身、喂药、记录饮食，自己的母亲住在老家，由妹妹照看。她把这个月的加班费寄回去，附了一张纸条，写着下个月可能回来一趟。排班表在月中临时调整，最终她没能回去。她把那张纸条留在了抽屉里，月底又寄了一次钱，数额比上个月多，电话里她只说公司最近排班紧，没提自己已经连着上了十一天班，也没问母亲的检查结果。

一条老商业街被划入改造范围，公告贴出的那天，店主们围着告示看了两个小时，有人拿手机逐条拍下补偿标准。影片跟着三家店度过接下来的半年：修鞋铺、五金店与小饭馆各自算了账，也一起开过四次会。他们商量过联合申诉，也各自找过中介打听新铺面的租金。最后只有一家留在了原地，因为新楼盘的底层需要一间五金店，物业找上门来谈的是长期租约。他把招牌重新刷了一遍漆，把修鞋铺和小饭馆的电话抄在一张纸上夹进收银台，说以后有事还能找我。半年后小饭馆在两条街外重新开张，门口贴的还是同一张纸。

公寓管理员保管着所有空房的钥匙，也记着每一户的作息，谁几点出门、谁家的狗会在深夜叫，他心里都有一张表。一名住户失踪两周后，警方来调监控，发现有几天的记录被覆盖，而覆盖操作需要管理员权限。管理员配合调查，但回答得很含糊，说自己不太会用设备。影片以他的视角展开，逐渐揭示他知道的事情比他承认的更多，而他选择沉默的原因与自己的处境有关。他自己就住在楼里最便宜的一间，房租由物业抵扣工资，一旦被辞退，他连住的地方也没有，这一点在他接受问话时始终没有说出口。

一名退役军士长开出租车，跑了八年，车上没有挂任何纪念标志，只在遮阳板上夹着一张旧照片。影片记录他一天的工作：从早高峰到深夜，接了二十几单，最长的一趟跑到了郊区的工厂，最短的只走了三个路口。他对乘客话不多，只在有人问起时说过几句自己的经历。收车后他去做了一件事：把车停在一家康复中心门口，等着扶一位老战友上车。那位战友的腿在训练事故中伤了，每周三要做一次复健，八年里他只在刮台风那一次让妻子代班，那天他在家里打了三个电话过去问情况，之后把当天的收入都换成了水果。

考试院要被改建成公寓，房东通知所有房客搬走，补偿按入住年限分两档。影片记录了最后的两个月：有人很快搬走，有人拖着不签，想争取更高的补偿，有人干脆不再回来，只留下东西。公共厨房的调味料先被清空，走廊的灯坏了也没人换。最后一间房的房客住到了拆房前一天。他把钥匙交出去时，房东问他这些东西怎么办，他说都不要了。房门上还贴着他自己写的作息表，边角已经卷起。拆房那天他没有再来看，只在附近的小吃店坐了一会儿，看工人把窗户一扇扇卸下来，装上一辆小货车。

一所山区小学只有两名学生与一位老师，校舍是三十年前盖的，冬天要靠烧柴取暖。影片记录了一个学年：上午上语文与数学，中午老师用一口锅做饭，下雪后师生一起扫出通往厕所的路，放学后他还去学生家里家访。学期结束时，一名学生因为家里搬到镇上要转学。老师把他送到路口，回校后照旧在黑板写下第二天的课程。第二天上课时他把两个人的桌位挪近了一些，教室显得更空。学期末他把学生的作业本按人分开，用绳子捆好，写上名字放进柜子，说等他们长大回来还能找到，柜子的钥匙挂在门后的钉子上。

复读机构的教室从早七点开到晚十一点，学生按成绩分班，每月重排一次，座位也随排名调整。影片跟拍三名复读生一整年：月考排名贴在门口，与家里的通话多在走廊尽头，深夜的自习室里只剩翻页声。第二次模拟考后，其中一人退出了，说要去学一门手艺，把课本留给了同桌。影片结束在高考当天的考场外。门口没有家长聚集，只有几个机构的老师在发矿泉水和毛巾，其中一位认出了自己的学生，把水塞过去没有说话。考试结束后学生陆续走出来，没有人回头看那栋楼，教室的灯在下午被全部关掉，下一批人的课表也已经贴在了门口。

海鲜市场的女摊主在这里摆摊十九年，嗓门大、账算得清，不接受赊账，找零从来不用计算器。影片记录她的一天：凌晨四点在批发区挑货，开档时把碎冰铺平，应付讨价还价的客人时先报底价，收档前把水台冲一遍。她与隔壁摊位为一条通道的位置吵过架，也在对方冷柜坏了的时候借过自己的。傍晚收档，她把剩下的鱼分给了两个熟客。收摊后她坐在塑料凳上算当天的账，把湿钞票一张张摊在报纸上。隔壁摊主递过来一根烟，她摆手说戒了，改吃一颗糖，糖纸收进围裙口袋里，第二天还在。

一支海上作业队在离岸五十公里的平台做维护，一班作业十五天，班次按工种错开。影片跟着一批工人完成一次轮换：乘船进场要三个小时，交接班时把设备状态逐项念一遍，住舱是四人间，床铺分上下，行李只能放床下。风浪大的两天无法作业，所有人只能在舱里等，有人打牌，有人给家里发消息。交班那天他们乘船返回，有人上船就睡着了。船舱里没人说话，只有发动机的声音。到岸后他们没有回家，先去了公司的更衣室换衣服，把工服交回去登记，然后才各自散去，下一班的人已经在门口等车。

一名检察官在整理旧案时发现，自己八年前经手的一起案件，关键证人的陈述与现场记录存在矛盾：证人说的时间与当天的监控相差十一分钟。他申请重新调阅卷宗，被上级以证据充分为由驳回。影片围绕他如何用民间渠道重新走访展开，包括联系当年的房东与附近的小店老板。最后的结论并不足以推翻原判，但足以让他把自己的疑问写进内部记录。那份记录不会改变判决，也不会进入公开档案，但他把它打印了两份，一份归档，一份自己留着。后来他在整理同一批旧案时，又发现了两处类似的时间差。

拘留所的会见室每天开放两个小时，家属们提前一小时就在门外排队，手上的证件装在透明文件袋里。影片记录了一个下午的会见：有母亲带着孙子的照片来，隔着玻璃举给对方看；有妻子带来离婚协议，一句一句念清条款；也有一位老人只是坐着不说话，二十分钟里只把手放在玻璃上。会见结束后，所有人都要经过同一道门离开。走廊里没有人交谈。楼梯口的饮水机旁贴着一张会见须知，上面写着不能传递物品，旁边放着一叠空的塑料袋，取用的人不多，多数人只把东西留在门口的长椅上，等工作人员登记。

一名年轻人独居两个月，不与任何人见面，靠外卖与网购生活，冰箱里只有饮料和速食品。影片记录他的日常：醒来先看手机，工作到下午，吃饭时看直播，入睡时间一天比一天晚。唯一的交流是下单时的备注，写着不要敲门，以及门口快递员的系统语音。第二个月末他第一次下楼，走了两站路去超市，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邻居，两人点了头。他回家后第一次把窗子全部打开，把外卖盒子分类装好拿下去丢。第二天他照旧没有出门，只是把手机的免打扰关掉了，快递员打电话来时他接了，还说了谢谢。